第三，依法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改革的基本政策。
这种立宪总统制的宪制国家，可以有效地克服民初之际的国家能力之羸弱。不过，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回味古德诺的中国之行，检点阅读他有关中国法制宪政的论述、报告和思考，脱离那个使人迷惑的语境，倒是给我们留下很多富有教益的东西。
相比之下，梁启超就清醒得多，虽然他与古德诺一样支持袁记约法，但当袁世凯杨度他们一搞洪宪帝制，他就发现了这场帝制闹剧的专制独裁本质不得人心。追溯起来，早在古德诺来华之际就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草拟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他从比较宪法学和国家行政学的角度，并参照美国宪法格式，同时兼采法国等国家的宪法条文，拟定了一个分为立法、行政、法院、行省和宪法增修等五章的草案构架。对于国民党的政治诉求，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系民国政府以及军事势力，采取的对策也是颇为值得关注的。检视古德诺有关中国的论述，无论是从时间顺序来看，还是从政治语境来看，他对于民初中国的关切点，集中在于这个新建的国家之宪法秩序的宪政性质上面，也就是说，他关注和主张的乃是现代中国务必是一个立宪国家，或一个依据宪法而构建的现代国家。2、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及外交大使，不必经由参政院。
因此，梁启超与国民党是迥然相异的，但梁启超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因为这种行为也是从根本性上破坏了立宪政体，颠覆了共和体制，它造就的不是共和立宪制下的强权总统，而是专断独裁的君主，是传统中国的皇帝，这样的一个皇帝体制已经被历史扫地出门，不可能恢复了。即便袁记约法是一个坏的宪法，但其中也可能有值得汲取的优长，但中国人的政治幼稚病就是如此，不能走出中国古今之变的历史三峡，这就是一个例证。[16]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法院运行司法审查是代表人民抵制人民代表，其理论渊源是民主，法院的权力来自人民。
在讨论立法机关作为宪法守护者时，他指出：立法部门就其构造而言，已经蕴含了最重要的保障，使它不会以违宪的精神行使其权限。国会创设权利具有普遍性，无论撤销、还是提供权利宣告意义上的救济都具有普遍性，包含在立法机关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提供赔偿意义上的救济和争议裁决明显属于司法职能。[12] See Thomas E Baker ,Jerre S. Willi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a Thomson Business，p133. [13] [美]尼尔.戴文思，路易斯.费希尔：《民主的宪法》，李松锋译，译林出版社2015，封底页。事实性规范是指宪法是一种政治事实，具有原则性。
虽然在建设法治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时面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冲突，但是，我国的宪法理念、传统、制度、实践需都拒斥这一思想。[13]近年来，我国学界在宪法实施脉络下关注立法解释，其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
美国里根时期的司法部长埃德温(Edwin Meese III)说道：在我们的法律体制下只有法律适用者忠诚地解释宪法，宪法才能实现其承诺。在立法至上之下，议会作为宪法的保护者是天然的，是不会违宪的。主流理论于不自觉间偷换概念，将救济等同于实施，导致司法绝对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抹杀了立法机关的存在空间。[31]在此，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这一理论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时代特征。
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事实性规范与之不同，它将宪法视为政治事实，具有原则属性。虽然救济和执行是法院和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之时适用的方法，但都包含着实施的意涵，同样适用于宪法，即通过解释、界定、补充宪法的含义，宣告宪法规范的具体内容。结语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
审查模式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形态，而且依赖高度发达的自由民主社会。萨氏是国内最早介绍施密特理论的学者，他在其所著的《政治学》一书中使用了这些名称。
违宪审查是在民主业已充分落实的前提下对多数暴政的抵制，反观我国，不仅自由主义并非我国的政治理论，且民主亟待加强。[11] 在立法至上的语境下，虽然严格意义上守护宪法与实施宪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宽泛的意义上，守护宪法等同于宪法实施，它们都包含着界定宪法含义的任务，只不过两重界定的目的并不相同。
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发展了著名的宪法和宪法法的二分法，一为绝对的宪法概念，一为相对的宪法概念。法律非解释不得适用不仅适用于法院，也适用于其他机关。塑造一部美轮美奂的宪法非人所愿，探索如何实施宪法才是目标。通过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具体适用的标准及执行程序，使主体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第二，他们摒弃权利基础主义的宪法观，倡导民主参与的宪法模式。一般意义上，实施包含救济、执行，广义的实施尚包括界定、形成、限制和保护。
与多数人视美国最高法院为法律帝国首都的想象不同，《黑衣人》一书描写了一个可笑的最高法院。[17]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0页。
[7] 现有关于宪法解释的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只是在学理上对宪法解释作一般的介绍，鲜有结合我国宪法实施中的问题提炼，是宪法知识而非宪法智识。人民是最终权威的来源。
时隔9年，毛泽东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完善了这一思想，将其修正为人民民主主义。这是由我国国体性质决定的，现行宪法并没有变更国体。
它们所阐释的是被视为正在逐渐展开的政治叙述的法律实践。英国公法救济通常包含七种方式，即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调卷令（certiorari）、禁止令（prohibiting order）、强制令(mandatory order)、禁制令(injunction )、宣告令(declaration)、损害赔偿(damages)。[34]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5年，第24、25页。注释: [1] 关于宪法实施和宪法解释的关系，宪法实施就是界定宪法含义的讨论，可参见郑贤君：《宪法实施：解释的事业：政治理论的宪法解释图式》，载：《法学杂志》2013.12。
宪法在获得至高地位的同时被架空，宪法含义因不能被充实而流于空洞。[8] [美]尼尔.戴文思，路易斯.费希尔：《民主的宪法》，李松锋译，译林出版社2015，第241页。
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宪法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宪政成就中，政治过程功不可没。
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载《法学家》2001.1。[17]戴雪（Albert. V. Dicey）在其《宪法学导论》一书中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对法国宪法的评价是，法国宪法对议会行为所设定的限制实际上并不是法律，因为它们并不是最终可被法院实施的规则。
实践中，美国国会在三方面参与基本权利的创制：其一，国会有权界定自由。[10]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2页。罗宾菲尔德的观点建立在对民主的跨代（cross generation）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民主是目前（current）多数的统治，跨代民主认为自治政府是数代人民集其能力做出的承诺。[9]十九世纪是一个立法国家，也是民主主义大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期，主导宪法实施的是一种代表机关至上的法律形式思维。
如果救济包括损害赔偿，国会则无权提供。在中国出现的真正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35]审查模式的自由主义理论既与我国人民民主主义的宪法传统不相吻合，也轻视共和主义的丰厚遗产。
[18]作为整体的宪法和作为个别规范的宪法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在讨论审查模式向实施模式转变之前，依然需要追问宪法是什么，即对宪法作何种理解决定了宪法实施的方式。
在解释的时代里，立法机关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含义塑造宪法价值。[4]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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